档案揭密:贝利亚被处死真相

,1899年3月29日-1953年12月23日), 苏联政治家,秘密警察首脑。是斯大林大清洗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斯大林晋升为军事元帅。二战之后到斯大林逝世之前,他是苏联实际上的二号人物,但是之后他在争夺斯大林继承权的斗争中失败,被撤职并处决。

贝利亚出生于格鲁吉亚阿布哈兹首府苏呼米附近的一座小镇,父母均是农民。从一所技校毕业之后,他于1917年3月在巴库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当时他正在学习工程学。(但是据称根据巴库苏联的纪录,贝利亚实际上入党的时间是1919年,另有传言说贝利亚曾经先加入过红军,但是在1919年作了逃兵,不过这些说法均没有实际的证据支撑)

1920年或1921年,贝利亚加入了契卡,苏联的第一支政治警察组织,克格勃的前身。

1933年度假中的斯大林遇袭,在场的贝利亚奋不顾身地用身体掩护了斯大林,刺客被当场打成马蜂窝。有人称这是贝利亚一手设计的,故事真实性缺少确凿证据。

1938年,叶若夫兼任水运人民委员,内务部实际由贝利亚开始负责。当时内务部已经是一支拥有几个师和数十万保卫工作者的庞大军队,但由于叶若夫错误地枪决了大批优秀的驻外特工,对外情报网遭受重大破坏,但后来贝利亚重建了它。

贝利亚在卫国战争所做出的贡献被后来的官方故意遗忘。他曾是战时国家最高权利机关国防委员会成员,其任务从情报、外交到组织修造防御工事、工厂后撤和武器生产等。莫斯科保卫战时期,他寸步不离斯大林。贝利亚超群的工作能力使其在几年之间就成为政治局委员,战后成为元帅,地位仅次于斯大林。他在主持秘密警察工作期间,解决了斯大林的心病——托洛茨基。但在1941年后,斯大林不再让其插手国安事务。

二战后,抢夺德国专家和研发核武器等首要任务,均由贝利亚负责。1952年10月的苏共十九大上,斯大林批评了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贝利亚开始释放数百万政治犯,立即停止了全苏的反犹行动,为莫斯科医生集团案,改变对南斯拉夫政策,终止朝鲜战争,对内乱中的东德不采取武力干涉,并开始市场化尝试。

1953年6月26日,贝利亚在受政治局谴责后被捕,《真理报》发表《党、政府、苏联人民牢不可破的团结》社论。12月24日,贝利亚被秘密枪决,罪名是:“背叛祖国,为外国资本家卖力,纠集仇视苏维埃国家的叛徒阴谋团伙,妄图夺取国家政权,推翻工农苏维埃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重建资本家的国家。”

贝利亚是斯大林时代政治清洗计划的重要执行者。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担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改组后的内务部部长,在党内已跃升为第二号人物。关于他的死因,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众说纷纭。他究竟是何时何地死的,又是怎样死的,不久前出版的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披露了这一谜团。

早在1953年春天,贝利亚就已经开始笼罩在日益浓厚、翻腾缭绕的阴云之中,这也预示着他正面临灭顶之灾。斯大林去世后,整个克里姆林宫高层都忧心忡忡,打内心里惧怕贝利亚。贝利亚在党内此时领导着包括情报局、反情报局和原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所属的一些部门,掌控着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国家机器;其次,他对自己每位“老同事”过去所做的许多事情都了如指掌。这样,贝利亚自然就成为“老同事们”的头号劲敌。难怪赫鲁晓夫等人要迫不及待地对贝利亚先下手了。

据苏联官方正式报道,1953年6月26日,贝利亚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被当场逮捕。但他被捕后的具体情况和此后的命运始终含混不清。有关当事人对当时逮捕贝利亚的情景只是一鳞半爪地略有披露,但却颇具戏剧性和火药味。如赫鲁晓夫回忆说,就在贝利亚欲伸手去皮包里掏手枪那千钧一发之际,他手疾眼快、奋不顾身地上去一把抓住了贝利亚的手。朱可夫元帅断言,他亲口厉声命令贝利亚举起双手,然后“狠狠地揍了他几下”。

贝利亚先是被押送到莫斯科卫戍部队拘留所,紧接着又被转往莫斯科军区的一个防空洞。兴许是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贝利亚此时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拘押期间,他曾数度致信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苦苦哀求保全他的性命。然而,赫鲁晓夫等人对贝利亚的乞哀告怜根本不予理会。这年7月2日至7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开始正式清算贝利亚的罪行。自此,这场冲突就转入了公开阶段。与会人员义愤填膺,纷纷对贝利亚口诛笔伐,揭发其滔天罪行。在科涅夫元帅主持下,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于1953年12月18日开始对贝利亚进行秘密审判。特别法庭认定贝利亚犯有叛国罪、组织反苏维埃小组罪、实施恐怖行动罪和罪,为此对其判处死刑,并于同年12月23日执行。

事实上早在赫鲁晓夫在世时,上述官方说法就已受到强烈质疑。而这些质疑如今又进一步得到了证实:当有关人士打开那尘封已久的档案资料后发现,当初对贝利亚长达半年的拘押、侦讯和审判,直到最后对他执行枪决竟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和一个镜头,也没有医生在枪决令上的亲笔签名。相反,对贝利亚上述6名亲信审判和执行枪决的有关文件上医生的签名都赫然在目。这6个人尸体火化的记录至今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而唯独不见贝利亚尸体的火化记录。

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1953年12月23日对贝利亚执行死刑的这一天在苏联历年的日历和历史课本上也都没有任何记载。据此,某些研究家们大胆地提出了如下假设:早在审判前,贝利亚即已被处决,而出庭受审的则是他的替身。其根据是:贝利亚审讯记录注明的最晚日期是1953年7月末至8月初,从此之后便再无任何文字记载。专家们说,此时距12月大审判还有4个月时间。苏联当局有足够的时间去为贝利亚物色替身。

贝利亚的独生子谢尔戈曾参与苏联的和氢弹研究,后移居乌克兰首都基辅。他坚称,1953年6月26日,他的父亲根本就不曾被逮捕,而是在未经任何侦讯和审判情况下在其家被直接枪杀的。谢尔戈回忆说,这天一大早,他就告别家中的父亲,去克里姆林宫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准备核实验报告。到那儿不久,一个朋友突然给谢尔戈打电话说,他家刚才曾响起阵阵激烈的枪声。闻讯后,谢尔戈撂下电话就急匆匆向家赶去。贝利亚官邸位于莫斯科市起义广场附近。赶到后,谢尔戈看见大门被荷枪实弹的士兵严密把守着。这些士兵不由分说地将谢尔戈挡在门外,坚决不予放行。从远处望过去,谢尔戈发现父亲办公室的玻璃窗已被打得粉碎。不用说,这显然是贝利亚的卫兵与前来攻打官邸的军人激烈交火所留下的痕迹。谢尔戈由此断定,当时贝利亚就是在家的。他也坚持认为,最后被送上审判台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他的父亲,而是一个长相酷似父亲的演员。

谢尔戈上述说法居然还有旁证:一个保持沉默半个多世纪、名叫杰韦宁的人声称,当年他曾亲自参与拘捕贝利亚,并证实贝利亚确实是在其官邸被当场击毙的。此人最近以“官邸行动”为题在俄媒体撰文说,铲除贝利亚实际上是早有预谋、周密计划的绝密行动。为实施这一行动,苏联当局事先秘密组建了一个由18个人组成的特种分队,其直接领导是时任内务部副部长克鲁格洛夫。杰韦宁一口咬定,他曾是该特种分队队员。杰韦宁对攻打官邸一段有如下生动记述:

“1953年6月26日,大约是清早6点的时候,我们突然得到通知,正式行动就在今天开始。起初拟定采用“车祸”方案,但到8点又改变计划,决定派遣特种分队采用突袭贝利亚官邸方案,即“官邸”行动。我们分乘3辆胜利牌汽车于10时前到达卡恰洛夫大街28号贝利亚官邸。我们分队由科罗特科领导。克鲁格洛夫给贝利亚打电线名警卫去给他送。这时我们得知,官邸内除贝利亚本人外,还有4个人。科罗特科和从我们班挑选的3名‘随从’顺利地进了大楼,其余人根据行动方案分别抢占了大楼正面和后院规定的位置。两三分钟后传来一阵枪声———我听见5声,也可能是6声。我当时紧挨贝利亚办公室的一扇窗户。这窗户朝向后院。从贝利亚办公室射出的两发子弹打碎了靠楼拐角处第二扇窗户的玻璃。几分钟后,科罗特科从楼内走出来,命令我们都进楼里。我亲眼看见有3个人被当场击毙:贝利亚本人和他的两个警卫。我们无一伤亡,显然这是我们精心准备和采取突然行动的结果……”

贝利亚究竟是怎样死的?以上三种说法好像都言之凿凿、真伪莫辨。这注定要成为继列宁遇刺后又一个不解之谜。▲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虽在新组建的班子中排名第二,但因他控制着魔力无边的内务部,还是把作为“一把手”的马林科夫置于了附庸地位,而把自己当成了新领导集体中的核心人物。从这时起到同年6月份被捕止,在短短三个半月的时间内,这位“核心人物”向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调整措施 (其中部分得到了贯彻实施)。本文在参阅了国内外有关论著的基础上,主要依据近年来新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资料,将贝利亚所提出的这些改革、调整措施分六个方面叙述如下:

1953年3月13日,贝利亚发布命令,要求内务部对斯大林逝世前几年中制造的几个案件——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案、被指控建立犹太复国主义反革命组织的安全部工作人员案、苏联国防部炮兵总局被捕工作人员案以及格鲁吉亚“米格列尔人案”等四个重大案件进行重新审理。五天后,他又要求内务部重审控告苏联空军和航空工业部前领导人案。不久,他将内务部对这些案件的重审结果一一向中央作了汇报,并敦请中央对其。

4月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批准内务部关于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案的建议:“1.释放因所谓的‘医生——破坏分子案’而被捕的医生及其家庭成员共37人并为其彻底;2.对那些想方设法捏造这一挑拨性案件并粗暴违反苏联法律的前安全部的工作人员追究刑事责任;3.建议苏联前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就国家安全部极端粗暴地违反苏联法律并伪造调查材料一事向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解释。”第二天,内务部向全国发布了为该案的通告。

4月1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研究了格鲁吉亚“米格列尔人案”,并作出了《关于苏联和格鲁吉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原国家安全部破坏苏维埃法律的决议》,宣布为这一案件昭雪。贝利亚随后亲赴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对因该案而上任的格鲁吉亚新领导人悉数调离,而将因该案被调离的原领导人官复原职。恰尔克维尼亚重新当上格鲁吉亚党中央,格鲁吉亚共和国安全部长鲁哈泽因涉嫌制造该案而被逮捕。

5月2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根据贝利亚报告的内务部对苏联空军和航空工业部前领导人案的复查结果,对该案作出如下判决:认为“对此案所有被判刑人员的指控材料均系原反间谍总局(锄奸部)工作人员对被告们采用非法侦讯手段捏造而成”;完全撤销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1946年5月对此案的判决,“并因无罪终止这个刑事案件”。6月1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为该案的受害者原航空工业人民委员沙胡林、原苏联空军司令诺维科夫等人恢复名誉的决定。

第一,将内务部各种“生产、经营和建筑单位”转交给各经济部委;将古拉格(劳改营劳改队管理总局)及其分支机构移交给司法部。

3月17日,贝利亚向马林科夫提交了“关于移交苏联内务部一些单位的报告”,第二天又提交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移交内务部一些单位的决议草案》。他在这两个文件中提出,鉴于内务部不再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决定将内务部的各生产经营总局、建筑局、工业企业连同其下属的全部分厂、建筑分队、办公用房、辅助部门、科研机构、设计机构以及物资、生产规划和建筑规划、全部材料和设备、1953年度的拨款,分别移交给各相关的政府经济部门。

3月28日,贝利亚又向部长会议主席团提交了“关于移交劳动改造营的报告”和《关于将劳改营和劳改队由苏联内务部移交苏联司法部的决议草案》两个文件。《草案》规定,将苏联劳改营劳改队管理总局、少年劳教队管理处,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劳改营劳改队管理局、少年劳改队管理处,劳改营(特别劳改营除外)、劳改队,管理未成年犯人的少年劳动队、少年劳动教养队、少年收容遣送站,劳改检查机构,以及它们下属的所有服务机构、分支机构、工厂、建筑单位、辅助部门和为劳改营劳改队总局系统培养干部的学校,由苏联内务部移交给苏联司法部。

第二,停建或取消内务部的某些基建项目。3月21日,贝利亚向部长会议主席团提交了《关于重新审议1953年一些基建项目的报告》,4天后又提交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修改1953年建设计划的决议草案》。指出,鉴于内务部各单位施工的某些基建项目的建设最近几年对国民经济来说并非刻不容缓,而且其中的一些项目需要消耗相当大量的金属、建筑材料和其他技术材料、设备以及劳动力,停建或取消这些建设项目是适宜的。这些建设项目包括水利技术设施、铁路和公路、工厂三个方面共计20项,总预算额为492亿卢布。

第三,严令办案人员依法办案。4月4日,贝利亚发布了《关于禁止对被捕人员采取任何强制和体罚措施的命令》。《命令》指出,经调查,在原国家安全部机构的侦查工作中存在着粗暴歪曲苏联法律、逮捕无辜公民、肆意伪造侦讯材料、大量采用各种惨无人道的刑讯手段等情况。“这种残暴的‘审讯方法’造成的结果是,许多无辜被捕者被侦讯人员搞得体力衰竭,心力憔悴,其中有些人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作伪的侦查员利用被捕者的这种状态,把事先炮制好的所谓反苏、间谍、恐怖活动的‘供词’偷偷塞给他们。这种恶劣的侦查方法把办案人员的工作引上了歧途,国家安全机构也转移了与苏维埃国家的真正敌人作斗争的注意力。”有鉴于此,命令在内务部机构中对被捕人员不得采取任何强制和体罚措施,在侦查中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准则。办案人员“今后若违反苏联法律将最严厉地追究责任,直至不仅将直接责任人而且将其领导者送上法庭”。

第四,严格限制内务部特别委员会的权力。6月15 日,贝利亚向中央主席团提交了《关于限制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权力的报告》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的决议草案》、《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条例草案》等几个文件。在《报告》中,贝利亚首先指出了1934年11月5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决定在国家保安机关内设立特别委员会时所授予给它的几项权力,接着又一一指出了在此后的岁月里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中央政府所授予它的其他诸项权力,然后他写道:“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是,苏联原国家安全部滥用授予它的广泛权力,在特别委员会上不仅审理了出于办案和国家利益考虑不能移交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而且制造了没有充分证据的假案。考虑到从国家利益出发没必要保留授予特别委员会的权力,苏联内务部认为必须限制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的权力,只允许它审理出于办案和国家利益考虑不能移交司法机关的案件,并依据现行的苏联刑法,采用不超过10年的在监狱、劳改营关押或流放的惩治措施。同时,苏联内务部认为,应当重新审议由联共(布)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最近几年颁布的与苏联刑法相矛盾的苏联主管机构的命令和决议,以及授予特别委员会的广泛惩治职能。”

在《条例草案》中,贝利亚写道:“出于办案和国家利益考虑不能在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经检察长批准后送特别委员会审理”;“若苏联总检察长不同意特别委员会的裁决,他有权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出抗诉。在此情况下,特别委员会的裁决在审议总检察长的控诉之前暂停执行。”

然而,当中央主席团开会讨论贝利亚关于限制特别委员会权力的建议时,赫鲁晓夫却在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支持下公开表示反对这一建议。他说:“我坚决反对这样做,因为这样就要修改整个逮捕、审判和侦查体系。它是随意性的。而关于判决20年或者10年的问题,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可以先判10年,然后再判 10年。已经有过这样的事。我们收到一些文件说,实际上有这种方法存在。因此,我坚决反对。”在此情况下,贝利亚只好收回自己的这一建议。一个月后,赫鲁晓夫在揭批贝利亚的七月中央全会上发言时解释说,他之所以“坚决反对”,是因为“贝利亚没有提出撤销特别委员会,而要保留它”。

3月26日,贝利亚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了《关于大赦的报告》,第二天,又提交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大赦的决议草案》。《报告》说,目前在劳改营、监狱和劳改队关押的犯人共为2526402人,关押的数量之所以如此之多与过去一些不合理的法令有关。实际上,“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并不是因为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罪行被判刑的,其中包括妇女、少年、老人和病人”。报告指出,长期的关押使犯人脱离家庭和习惯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使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亲人处境非常困难,“常常造成家庭破裂,严重影响他们今后的整个生活”。此外,大多数犯人在劳改营表现良好, 劳动态度认真,可以回到诚实的劳动生活中去。鉴于上述,从关押地释放约一百万名犯人是适当的(多为刑期在五年以下的犯人)。

《报告》还建议对判刑五年以上的人减少一半刑期,同时建议,重新审议刑法,即用行政性和纪律性措施取代经济罪、渎职罪、日常生活方面的罪行以及危害性较小的其他罪行的刑事责任。“如果不重新审议刑法,一两年之后,被关押人员的总数又会达到250万至300万人。”

3月27日当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大赦”问题,并颁布了根据贝利亚的“报告”和“决议草案”写成的《关于特赦的命令》。根据这项命令,共有1201738人获得大赦,另有40万人的案子停止了侦查。

斯大林去世后还不到一个月,贝利亚便和马林科夫在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和批判个人崇拜问题上达成了默契。于是在复查“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案”和为其的过程中,贝利亚就让中央委员们阅读了自己有关这一案件的复查报告,《报告》中引用了前国家安全部侦查人员的供词和斯大林要求毫不留情地殴打囚犯的指示。4月2 日他在《就米霍埃尔斯被害问题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中,更是直接指出斯大林是刺杀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人米霍埃尔斯的主谋。《报告》写道:“关于这次犯罪行动的进行情况阿巴库莫夫供称:‘据我所记得的,在1948年苏联政府领导人约·维·斯大林给了我一个紧急任务——由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迅速安排干掉米霍埃尔斯,此事可委派专门人员执行。当时已得悉,米霍埃尔斯已经同他的一位其姓名我不记得了的朋友一起到了明斯克。当将此情况报告约·维·斯大林时,他立即指示就在明斯克以不幸事故为掩护干掉米霍埃尔斯。也就是说,让米霍埃尔斯及其同伴死于汽车轮下。在这次谈话中还逐个精选了可以委派去执行上述行动的苏联国家安全部领导工作人员……当米霍埃尔斯已掉并将此情况报告约.维.斯大林的时候,他高度评价了这一措施并吩咐奖以勋章,此事业已照办。 ’”而马林科夫则打算在这个月份(4月)召开中央全会来谴责个人崇拜,在保存下来的马林科夫的讲话初稿中有这样的文字:“……出于这些原则上的考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请苏共中央全会审议以下决议草案:‘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我们的报刊和口头宣传中存在着不正常的现象,其表现是,我们的宣传工作者迷失了方向,对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产生了非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开始宣传个人崇拜。有鉴于此,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谴责和彻底消除我们宣传工作中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是社会革命党的倾向,其表现形式是宣传个人崇拜,同时轻视党和政府团结一致的、统一的集体领导的意义和作用。’”

然而,这次中央全会最终并没有召开,马林科夫还是没有勇气去损害斯大林的形象。但贝利亚却没有停止行动,就在这个月份(4月),根据贝利亚的指示,报刊停止了对斯大林的歌颂,以至前几年每天每页40次至60次提到斯大林的《真理报》,自此难再见到斯大林的姓名。5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根据贝利亚的倡议,通过了《关于国家节日期间者纵队和企业、机关、团体建筑物装饰的决议》,其中规定,在国家节日期间不再用领袖画像来装饰者的纵队和各种建筑物。但在揭批贝利亚的1953年七月中央全会上,贝利亚反对个人崇拜的言行却遭到了激烈抨击。米高扬说,贝利亚这个恶棍“在斯大林死后的最初日子里就主张反对个人迷信”。安德烈耶夫说:“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个个人崇拜问题。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要知道它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早就解决了……而现在却冒出了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这是贝利亚搞的鬼。”这时伏罗希洛夫在座位上大声喊:“对。”于是7月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决定,撤销它5月9日作出的那个决议。

第一,在各民族共和国中,用本民族的干部取代中央为控制这些共和国而派去的俄罗斯族干部。

5月20日,贝利亚向中央主席团会议递交了《关于立陶宛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在同民族主义分子地下活动作斗争中存在缺点的意见书》,并对此作了辩护。会议就该意见书通过的决议指出:必须“消除对苏维埃民族政策的种种歪曲给居民造成的对苏维埃政权有关民族共和国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的错误认识”。“撤销从非立陶宛民族工作人员中任命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提拔党的区委、市委第二书记以及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的做法。国营农场场长、机器拖拉机站站长及其他企业经理,一般均任命立陶宛人担任。”

6月8日,贝利亚就白俄罗斯内务部干部的民族成分问题致信中央主席团。信中谈道,在白俄罗斯共和国,不仅在内务部机构中白俄罗斯族干部的配备不能令人满意,在党政机关中也同样如此。譬如,在白俄罗斯西部各州党委机关的1757名工作人员中,只有121名是白俄罗斯人,巴拉诺维奇州州委机关的63名工作人员中则没有一名白俄罗斯人;在各州执委会的1408名工作人员中,只有114名白俄罗斯人,而各市执委会的231名工作人员中,只有25名白俄罗斯人。在波洛茨克州的州执委会和各市执委会中,竟没有一名当地出生的白俄罗斯人。不仅如此,而且在白俄罗斯,不论是共和国的党和苏维埃机关,还是州、市的党和苏维埃机关,都无一例外地使用俄文处理公文。

贝利亚在信中指出,“这种情况不能认为是正常的”,必须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进行讨论,并采取措施加以克服。他提议,应解除非白俄罗斯人尼.谢.帕托利切夫白俄罗斯党中央的职务,而提拔白俄罗斯人米.瓦.齐米亚宁担任该职。

根据贝利亚的要求,6月12日中央主席团开会研究了民族政策问题,贝利亚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在经过讨论后通过了如下的决议:“1.所有的党政机关都有责任从根本上改变各民族共和国的状况——结束对苏维埃民族政策的歪曲。2.组织培养民族干部,并大力举荐他们到领导岗位;改变不从当地民族中提拔干部的政策;由苏共中央下令召回那些由上级任命、不懂地方语言的干部。 3.在各民族共和国,使用本族语、地方语进行公务交往。”

此外,为了抚慰各少数民族,贝利亚还提议在各民族共和国设立以本民族的杰出人物命名的勋章,用以嘉奖本共和国的优秀艺术工作者,如在乌克兰设立舍甫琴科勋章,在格鲁吉亚设立绍塔·鲁斯塔维利勋章,在乌兹别克设立阿利舍尔·纳沃伊勋章等。

第二,纠正对某些少数民族强制迁徙的错误。4月4日,贝利亚在发布的《关于重新审理公民被强制迁出格鲁吉亚案件的命令》中指示:在一个月内重新审理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11月29日第4893-2113CC号决议强制公民迁出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全部案件;将全部被非法从格鲁吉亚共和国强制迁出的人员 (主要是迁往了哈萨克斯坦)遣送回原籍;重新审议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委员会有关因在特别移民地逃跑或逃避公益劳动被判罪人员的决议,并作出决议释放他们; 帮助愿意留在特别移民地的人员就业。

5月27日,贝利亚将一封反映从苏联各地流放到特别移民区的德意志人不幸遭遇的匿名信转交给了中央主席团。信中说,我们是在希特勒进攻时被遣送到边远地区,变成特别流放者的。我们身在铁丝网后,处在劳改营状态下,未经审判就被定罪,没有罪过就遭惩治。当时国家安全部的官员声称,这是迫于战争的残酷而不得不采取的临时措施,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的处境却依然如故:所从事的是最繁重的体力劳动,农艺师、教师、医生等均无从事本人专业的权利;受到严密的监视和严格的限制,无权到离居住地10至15公里以远的地方去;德意志人的孩子虽可读到四至七年级,但却不能学习母语,而且他们无法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因为中等和高等学校都在距特别移民地10至15公里以外的地方;我们必须每月向国家安全部的特派监管报到,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我们关进禁闭室、罚款或改干任何一种脏活。所有控告这些土皇帝的申诉信都被逐级退回给这些专制独裁者,他们会任意宰割手下的祭物,这里经常有毒打和许多其他的刑罚;自1941年以来,没有一个德意志人被接纳为员、共青团员、军人或当选为代表。

贝利亚对这封匿名信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他在将此信转交中央主席团的同时,又专门致信中央主席团,说“苏联内务部认为特别移民问题对国家有利害关系,已经对特别移民区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准备就这一问题起草建议供苏共中央审议”。

一是逐步恢复苏南作为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还在6月6日贝利亚就坚持向南斯拉夫政府提出互换大使的建议。被捕前夕,他又向马林科夫建议,通过内务部渠道同南斯拉夫方面秘密接触,来实现苏南关系的正常化。后来在搜查他的办公室时,人们还发现了这样一份文件:

我就此机会向您、兰科维奇(南斯拉夫联邦执行会议副主席、国家保安和情报部门首脑——本文作者注)同志转达时刻想念您的贝利亚同志的深切问候。

贝利亚同志委托我秘密告知您本人,他和他的朋友们认为有必要彻底重新研究和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

因此,贝利亚同志请您本人将这一想法通知铁托同志,如果您和铁托同志认同这一观点,那么就可以为此目的特别举行一次秘密高级会晤。会晤可以在莫斯科举行,如果您认为不便接受,就在贝尔格莱德。

从信中所用的称呼上不难看出,贝利亚试图恢复的是苏南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当时其他中央主席团委员,特别是莫洛托夫,只同意“同南斯拉夫建立和其他与北大西洋侵略集团有勾结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关系”。直到1953年7月31日,由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的给苏联驻保加利亚大使的指示中还这样写道:“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外交关系目前正在往正常化方面进行,然而,我们把南斯拉夫看作资产阶级国家。”

二是主张民主德国放弃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力争使德国成为一个中立的、对苏友好的统一国家。斯大林逝世后,民主德国的形势变得日趋紧张起来,贝利亚领导的内务部随即加强了对民主德国的关注,紧接着内务部的驻外机构向中央报告说:自1951年1月至1953年4月,从民主德国逃到联邦德国的人数计有45万人,其中执政党及其外围青年组织的成员数以千计。5月27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专题研究了民主德国居民逃亡的原因,并讨论了为扭转民主德国国内不利的政治与经济情况需要采取的措施。贝利亚向会议提交的有关这个问题的部长会议主席团决议草案说:“在当前条件下在德意志民主主义共和国实行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是错误的。”因此应取消现阶段在民主德国建设社会主义、建立集体农庄的方针,取消在工商业和农业中“排挤与限制资本主义成分”的种种措施。贝利亚在这次会议上发言时声称,“不需要在东德建设社会主义,只要将西德和东德合并为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即可”。

当其他的与会者质问贝利亚为何需要这样做时,他答道:“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德国,至于那里是不是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并无区别。”他还称,如果德国统一起来,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对于苏联也就足够了;统一的德国可以同美国在西欧的影响相抗衡。莫洛托夫对贝利亚进行了反驳。他指出,处于欧洲中心位置的民主德国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尽管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德国,但它却能决定许多问题。因此,应当坚定地执行社会主义的路线,不过不能心急。莫洛托夫坚信,放弃在德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想法,就意味着不仅使民主德国,而且使整个东欧的党的力量迷失方向。而这反过来又将导致东欧国家向美国人屈膝投降的前景。

莫洛托夫的观点得到了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萨布罗夫等人的支持,贝利亚的观点虽为马林科夫所赞同,但最终还是遭到了否决。随后会议于6月2日通过了《关于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势健康化》的决议,其主要精神是建议民主德国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强迫性政策”,具体表现为停止实行强制性农业集体化和消灭私有资本的政策、确保公民个人权利和改善法制、通过复查纠正冤假错案等。

贝利亚倡导并得以部分实施的这些改革、调整措施,有的被他的同僚视作对革命原则的背叛,有的则让他们感到恐惧——他们在大年代大都制造过冤假错案,其罪行多难饶恕。连斯大林都敢碰的贝利亚,完全可以利用控制在手中的内务部和内务部掌握的各个案件及各个领导人的档案材料,通过为过去的冤案的办法,将他们一一揭露出来,置于死地(尽管贝利亚制造的冤案并不比他的同僚少,但既然他控制着内务部,他是不会去触动自己制造的那些冤案的)。这种恐惧才是他们联合起来将贝利亚搞掉的最根本的原因。

斯大林和贝利亚,没有一位苏联的而现在称为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不在试图探寻这两位历史人物关系的根源。斯大林与我父亲贝利亚的关系之谜仍然是一个谜。

要否定斯大林在我父亲命运中的作用是可笑的。这位党和国家的首脑先是批准任命他为格鲁吉亚的领导人,接着又批准调他到莫斯科。

1938年11月底我父亲受命担任内务人民委员职务,斯大林做出这一选择的原因何在?

据我理解,斯大林在批准调我父亲到莫斯科工作时是这样打算的:这个相对年轻的人(父亲当时不到40岁)具有在情报部门工作的经验。不管有益与否,父亲确有20年代在契卡工作的经验。斯大林可能也这样想:他将不折不扣地执行领袖的全部命令,简言之,惟命是从。但事实并不如此。第一次严重冲突发生在1940年,以父亲为一方,斯大林和政治局为另一方,起因是关于如何解决几千名波兰军官的命运问题。后来他们在卡廷被枪毙。斯大林没有忘记这次事件,但抗命(这种事情是极少有的)甚至没有导致将我父亲解职,这很可能他认为撤换这位人民委员的时机未到。要知道,斯大林还永远遵循另一条必不可少的原则:只有在形势许可的时候才用一个条件相类的人去代替那个“过失者”,任何干部变动都不应该损害整个事业的发展。

斯大林客观估计那一时期围绕党和他这个个人所形成的紧张局势。对他的路线,尤其是对大规模的不满情绪,就是在他周围最近的圈子里也能感觉得到。

第二个不无重要的原因是大战的临近。那一时刻内务人民委员这一职位必须用另一种风格的人。斯大林是残忍而又聪明的人,他非常明白,继续的结果就是他个人权力的垮台。也许他已认为,有人特意这样做,已是为了要清除他本人。必须有一个人,这个人要在有效监督之下来使党的制度所制造的机器停下来。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他曾雪片般将信件投向莫斯科,以保护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总之,那一时期父亲使斯大林完全满意。后来,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专业实验室基础上成立原子能管理局时,他又被责成去管这一问题。还有火箭、飞机、工业、氢弹方案……看来,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斯大林才没有急于除掉我的父亲。我这样认为的根据是充足的,但主要的一点是斯大林始终考虑时局变化。当地对空导弹已制造完成,洲际导弹基本准备就绪,当氢弹的制造已近尾声的时候,看得出,斯大林已准备好撤换掉父亲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但他没有来得及做这些……

我绝对相信,除掉我父亲,斯大林会得到周围许多人的支持。首先满意的是党的机关,它在父亲身上看到了对其本身利益的威胁。他从不掩饰他反对党的机关对国家实行专政的观点。不光是党的上层,就是一般的党组织对这类事情也总是非常敏感的。

一般来说,党的上层分子总是给斯大林帮倒忙。我父亲还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就说过个人崇拜的危害。顺便说一句,斯大林自己也这样说过。我相信,在斯大林生活的最后几年里,党的上层分子有意宣传个人迷信并不仅仅是出于其固有的谄媚逢迎。毫无疑问,这里有着更远的目标。可以说,我们大家都没干什么。“他既是上帝,又是沙皇,还是军事首长……”就是说,一切罪过都是他的。众所周知,后来党在二十大上非常精巧地上演了这一幕,把一切都推到了去世的领袖身上,其他人都成了无罪的羔羊。而且没有任何一位斯大林过去的战友鼓起勇气站出来,道出斯大林周围的人在制度性犯罪中所起的作用。

在父亲在莫斯科工作的15年当中,在他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中各种情况都发生过,人们不知为什么总认为他们两人是亲密的人,但他们从来不是如此。他们之间从未像描述的那样以“你”相称。斯大林对我父亲总是叫名字和父名。

我父亲是中央委员会中惟一敢于顶撞斯大林的人。话又说回来,斯大林也允许别人这样做。问题在于,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马林科夫,或别的人从来就不和斯大林争论,也从不试图反驳当家人。他们称其为当家人。盲目服从,随时准备执行主子的各种意志,这在我看来很好解释:害怕影响个人升迁使他们畏首畏尾,裹足不前。

斯大林经常要求讲实话,我不认为看到谈话对方只是一些俯首贴耳的执行者会给他带来什么特别的快乐。相反,我知道,他非常喜欢,而且应该承认,他也善于说服论敌。当然,这样的时候非常少:和他还是不争论为好。据我所知,除我父亲之外,莫洛托夫有时也和他意见相左。很可能,在早些时期这种人要多些。托洛茨基很可能是这种人,别人我看不出。看看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早期言论,都是一味赞扬斯大林的话。正是他们制造了个人崇拜,而且是在列宁死后马上开始的。

我从父亲处得知,军人中能坚持己见,而且态度坚决,不怕引起独裁者不满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1941年是这样,1942年也是这样,以后的几年都是这样。这是个不容你不尊敬的人。显然,斯大林也这样认为。

斯大林只有和一个人称“你”,这就是莫洛托夫。斯大林对待我父亲和莫洛托夫确实不像对待别人那样,如对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对这些人他根本不重视。

我想,斯大林死后,莫洛托夫最有角逐国家首脑宝座的基础。我指的是他的资历,而不是政治素质。

1917年他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和彼得格勒党委会成员,“真理报”编辑之一。他认识列宁。20年代中期以后成为政治局委员。曾作为中央书记代行斯大林职务。从1939年开始兼任外交人民委员。那些年斯大林周围任何人都没有这样的资历。

莫洛托夫和我父亲从未发生过直接冲突。相反,他对我父亲评价颇高,同时,这并未影响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激烈反对我父亲在卡廷悲剧事件以及几个国家内政问题上的立场观点。我父亲为铁托辩护的发言使莫洛托夫极为不快。斯大林当时称我父亲和几个反对同南斯拉夫冲突的人为铁托分子,而莫洛托夫以激烈的方式声称:铁托是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出卖者。但他又说过:

“我们中间比贝利亚更有能力的人是没有的;在他所主管的问题方面比他更有干劲和学养的人也是没有的。正像我们所知道的,他对自己的观点从不隐瞒。我们可以同意或不同意他的观点,可我们自己却曾赞同他的诸多建议……”

我对赫鲁晓夫也所知不少。他常来我家做客。今天人们力图把他视为反对个人崇拜的斗士,而实际情形完全不是这样。他从来不反驳斯大林。记得有一次在桌旁他伤心地说,“主人把我们当作婴儿抓着不放,不让迈步,不让施展本领。”当他的面都一声不吭,充当侍臣小丑。我还知道他的酒量很大。

和国家大多数领导人不同,我父亲性格直率,是克里姆林宫奥林匹斯山上难得的襟怀坦白的人。我不仅仅是作为儿子,而且也是作为各种不同场合目睹他的行为的见证人来这样评价他的。

当国家真正被臭名昭著的“列宁格勒案件”所震动的时候,我父亲直接了当地对马林科夫说:

“要知道,格奥尔吉,你干了战前在白俄罗斯干过的同样的事。你要相信,你会遭报应的……不能这样干(不应使无辜的人们卷入政治盲动主义中去)”

父亲指的是马林科夫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所参加的30年代在白俄罗斯实行的大规模。

我不知档案里还留存些什么,但我想,有关马林科夫、郝鲁晓夫及其他党的高层官僚参加大规模的资料是应该保存着的。

我又说到这点,同样绝对不是为斯大林开脱。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个人行为负责,而不能委过他人。我知道,行动结束后还不能使赫鲁晓夫罢手,乌克兰在无法无天的痛苦中。斯大林甚至给他发去了一张便条:“停止吧,你这傻瓜!”

关于斯大林病危之事是我回家吃午饭时妈妈告诉我的。通常父亲这时也回来,但那天他没在。妈妈坐在那里哭,并马上告诉我,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得了脑溢血,很可能活不成了。

“知道吗,”她回答说,“我什么都理解,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可怜他,他是个非常孤独的人。”

毫无疑问,斯大林的死救了他周围人的命,否则,他会一无例外地将自己的战友换成新人,他们不像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和其他人再重复一次,我父亲也在内那样了解他的一切。我甚至要说,斯大林已准备好作为一个缔造了一个伟大国家和赢得了一场伟大战争的绝对纯洁的人载入史册。我们客观而论,斯大林于身后确实留下了一个建立在许多值得自豪的成就之上的伟大国家。至于取得这些所付出的代价,则是另一个问题。

我父亲非常明白这一切。虽然他比政治局任何一位其他成员和斯大林有着更深的矛盾,但国家首脑的死还是使他痛苦。我知道,他不像赫鲁晓夫那样的矫揉造作。我想,不管怎么说,斯大林之死给他带来的痛苦源于纯粹的人之常情。

我必须承认,我对斯大林的看法就是今天也远不是单一的。我们住在格鲁吉亚时,我们只是为他祈祷。在莫斯科,对他的看法改变了。我不时听到父母谈论斯大林。就是我自己也已逐渐明白,谁是和政治运动等种种暴行的罪魁祸首。

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能使任何人为之倾倒着迷的人。说只有平庸的谄媚者才认为他伟大,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斯大林的确是一位能让聪明练达、阅历丰富的老者和初出茅庐的孩子都着迷的人物。他洞悉布尔什维克派的全部弱点。他不是那种不善于分析形势和自己行为的狂热分子。当需要的时候,他会利用布尔什维克主义所能允许做的一切。首先是权力集中。我相信,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可以迅速有效地解决那些在民主条件下数十年才能解决的问题。也许,这是积极的方面,但是,那个不可逾越的界限在哪儿?……而当需要的时候,斯大林又是多么轻易地利用同一权力去达到其他目的。这同样是他的罪过。今天有人试图将他视为偏执狂病患者,如果真的如此,对他的苛求就该少些。但事情并非如此站在布尔什维克权力金字塔顶上的是一个具有天赋才能的人。

有人经常问我是哪种人,是斯大林分子还是反斯大林分子。我自己认为我既不是斯大林分子,也非反斯大林分子……

内容提要: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贝利亚是苏联党和国家的第二号领导人。三个多月以后他被逮捕,然后被秘密处决。本文简单地介绍了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的政治局势,系统地介绍了贝利亚在斯大林逝世后大刀阔斧地改革弊政、无所畏惧地冤假错案、迅速开拓苏联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思想和行动,说明贝利亚被逮捕、处决的案件是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的第一个大冤案。

拉夫连季·帕巴辅洛维奇·贝利亚(1899~1953,英文名为Beria,Lavrenty Pavlovich,俄文名为Берия Лаврентий Павлович),是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的苏联领导人。贝利亚于1899年3月16日生于格鲁吉亚。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任苏共中央主席团 (后来改名为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3年6月26日,贝利亚因莫须有的罪名而在主席团会议上被捕。后来他被指控“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和“进行反党和反国家的罪恶活动”,于1953年12月23日被秘密处决。

在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苏联、俄罗斯和中国许多人的意识中,拉·帕·贝利亚的名字一直是与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肃反运动、国家安全机构和内务部机构恣意妄为的活动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贝利亚作为刽子手、阴谋家以及道德败坏的人的形象已经根深蒂固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领导人,将处决贝利亚评价为克服斯大林个人崇拜、在苏联确立法纪、建立民主制度和集体领导的道路上所取得的重大历史性胜利。时至今日,俄罗斯的大部分历史学家仍然赞同这种依据1953-1956年苏共文件对事件所形成的观点。

但是,当代俄罗斯的许多学者,根据新的史料(即俄联邦总统档案馆、现代文献保管中心以及俄联邦军事总检察院的文献资料)对于贝利亚事件进行的研究,反对苏联历史文献的陈词滥调,对于斯大林死后贝利亚的工作给予了肯定性评价。他们强调贝利亚在发展国家经济、加强国防力量方面的巨大贡献。他们把贝利亚在斯大林逝世后的行动说成是使苏联社会民主化、法治化的第一次尝试。他们认为,贝利亚是改革时代的宣告者和改革的先驱人物。

对贝利亚的作用持相反见解的许多作者在自己的著作中,对1953年3月至7月期间苏联社会生活巨大变化的性质的评价是一致的。只是一些人认为这些变化是贝利亚活动的结果,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贝利亚的对手的功绩。

1953年3月至7月期间苏联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贝利亚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贝利亚被捕事件的真相如何?贝利亚被处死是罪有应得还是大冤案?笔者将以《贝利亚事件真相》之一、之二、之三为副题,分别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找出正确的答案。本文是其中的第一篇。

在斯大林去世的前1小时又10分钟,举行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会议,会上预先议定了一切组织问题。接着,在同日举行了苏共中央全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对最重要的组织问题做出了决定。拉·帕·贝利亚提议由马林科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并免去其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格·马·马林科夫建议将国家安全部与内务部合并为一个部——苏联内务部;任命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贝利亚兼任内务部长,莫洛托夫兼任外交部长,布尔加宁兼任武装部队部长;伏罗希洛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由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组成苏共中央新的主席团。尼·谢·赫鲁晓夫没有在政府中担任职务,让他集中精力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在斯大林去世前夕,马林科夫已在扮演党内第二号人物的角色。他主持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各种会议,在政府中代理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作了总结报告,党和政府机关掌握在他的手中。但是,马林科夫不具备斯大林那种超凡脱俗的雄才大略和独揽大权的能力。

马林科夫所不具备的那些素质,在贝利亚身上却并不缺乏。贝利亚所具有的政治立场的坚定性和做出决定的果断性,以及临危不惧的胆量和处理重大事件的魄力,使贝利亚同马林科夫一起掌握了在斯大林逝世后重新组织政权的权力,并且成为苏联发展方向的实际上的主宰者。

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成了苏联党和国家的名副其实的第二号人物;而且,由于他掌握了负责国家安全和人保卫的内务部,他成为炙手可热、令人畏惧的人物。贝利亚自认为其地位很稳固,所以,他无所畏惧地开始施展他的才能,大刀阔斧地改革弊政,力图迅速开拓新局面。

贝利亚认为,由党领导并且包办一切的现行领导体制是不合适的;应该扩大政府的权力,党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

在斯大林逝世那天中央主席团做出的关于国家领导人的决定实际上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两个人预先商量确定的,主要体现了贝利亚的思想。主席团10名成员只有2名是负责党务的,排在前三位的都是政府的领导人,排在第四的是最高苏维埃领导人,领导党务工作的赫鲁晓夫只排在第五位。

1953年5月,苏共中央邀请以拉科西为首的匈牙利党和国家代表团访问苏联,以便确定匈牙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拉科西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苏联是怎样实现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之间的职务划分的。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当时贝利亚轻蔑地回答说:中央算什么,让部长会议决定,让中央去管理干部和进行宣传工作吧”。在其它场合贝利亚也说过意义相同的话,即党只管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其它工作都有政府负责。

贝利亚还主张,应该通过新闻媒体让人民知道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和采取的重大措施。他指示新闻媒体公布冤假错案、纠正民族政策错误、反对个人崇拜等方面的中央决议、调查报告和其它有关文件。

贝利亚认为,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接受监督。他用内务部来监督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机关,并且指示内务部调查各加盟共和国党的领导机关的错误。甚至在他冤假错案、纠正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时,涉及到人(主要是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他也毫无畏惧地进行调查,并且在中央内部或在中央报刊公布调查处理结果。

3 月9 日,在追悼斯大林大会上的演说中,贝利亚强调要保护宪法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他曾向米高杨谈了自己的想法:“应当恢复法制,不能容忍国内目前这种状况。我们逮捕了许多人,应当把他们放掉,也不能随便把人送到劳改营去。内务部应当缩减。”在斯大林逝世之后的大约一个半月里,贝利亚把注意力集中在斯大林晚年的一些案件的清理和方面。

3月26日,贝利亚指出,在苏联监狱和劳动改造营中关押的200多万犯人大多属于不该判刑或判刑过重的人,应该进行大赦。他主持起草了大赦命令草案,3月28日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签署公布。这个大赦令对范围非常广泛的各类囚犯予以释放或减刑,包括:立即释放所有刑期5 年以下者,所有因为“职务犯罪、经济犯罪和军人犯罪”而被判处徒刑者,全部有10岁以下子女或怀孕的女囚犯,所有少年、老年和身患绝症的囚犯,判刑5 年以上的其余囚犯则刑期减半(被判反革命罪、严重贪污罪、枪劫罪和杀人罪者除外)。该命令还根据贝利亚的建议,宣布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刑法典有必要依照宽容和从轻发落的原则进行修改。根据这个大赦令,100多万人被释放,40多万人的案子停止侦查。这是斯大林逝世后震动苏联社会的头一件大事。

早在1953年3月,贝利亚就下令成立了五个委员会,审查“医生反革命分子案”、“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案”、“军事部军械总局工作人员案”、“格鲁吉亚地方工作人员案”和“空军及航空工业部工作人员案”。委员会很快就做出结论:所有这些案件都是原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事先捏造的。

4月3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就贝利亚提交的内务部关于“医生反革命分子”案件的报告通过了决议,采纳内务部的建议:(1)释放在押的根据所谓的“医生反革命分子”案件而被逮捕的37人及其家属,并为这些医生彻底,完全恢复其名誉;(2)追究原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的责任,特别是在捏造这起挑唆案件以及粗暴践踏苏联法律方面极其猖獗的那些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同时,苏共中央书记、原国家安全部部长С·Д·伊格纳季耶夫和副部长留明被撤职、逮捕。

贝利亚亲自给各大报纸发去了内务部关于这个案件的通报。《真理报》当时就“医生反革命分子案”公开所作的评论强调,保护苏联公民的合法权利是苏维埃国家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最重要基础。

4月4日,贝利亚签署的一份文件指出:“苏联内务部已查明,在国家安全部机构的侦查工作中,存在着粗暴践踏苏联法律的现象,逮捕无辜的苏联公民,肆无忌惮地伪造侦查材料,广泛地使用各种审查方法——残酷地毒打罪犯,昼夜使用手铐,……,长时间剥夺罪犯的睡眠,将罪犯扒光衣服关进寒冷的单人囚室里。”这份命令还指出:由于“这些极其残酷的审讯方法,使得许多无罪的被捕者被侦查人员折磨得体弱力衰、精神沮丧,而其中的个别人已经丧失了人的面貌。利用犯人的这种状况,侦查人员-伪造者趁机将事先就编造好的关于进行反苏维埃和间谍-恐怖活动的证词塞给他们。”

在“医生反革命分子案”的之后不久,“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案”、“军事部军械总局工作人员案”等四个案件也被内务部推翻、。

早在斯大林去世后第二天,贝利亚即着手筹划改革国家保安体制的措施,并在短时间内予以贯彻,其内容首先是将规模庞大、权力极大的内务部的种种“生产、经营和建筑单位”转交给各经济部委。仅1953年3 月间,就有近30个这样的大单位被转拨出来,包括远东建设总局、特种石油工业建设总局、公路总局、铁路建设总局、林业工业总局等等。稍后,同样出于贝利亚的创议,庞大的古拉格(劳动改造营和教养院管理总局)及其各分支机构移交给司法部,内务部仅保留关押“特别危险的国家罪犯”(主要是政治犯)的特殊营和关押战俘中被判刑人员的军事罪犯营。

作为保安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贝利亚下令严禁内务部机构对被捕人员采取任何强迫和体罚措施,所有办案人员“今后如果再破坏苏联法律,将严惩不贷”,直至将肇事者甚至其领导人交付法庭审判。他并且下令关闭监狱里对犯人进行体罚的场所,销毁一切刑具。

此外,他还建议重新界定“反革命罪”这一概念,重新审查所有涉及“反革命罪”的案件,包括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此类案件,为蒙受冤屈者宣布并予以精神和物质补偿。

在贝利亚被捕前10天,他准备提议“因缺乏经济效益和发展前景而废除现有的强制劳动制度”;并且已正式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了要求严格限制内务部长特别会议(即内务部审判庭)职权的报告,因为这个在30年代肃反运动初期设立、以后又多次被赋予更大权力的非司法机关广泛地滥用权力,制造假案。

贝利亚冤假错案、改革保安体制的行动在中央主席团内部引起了争论。在4月10日主席团通过了一个支持贝利亚的特别决议:“赞成拉·帕·贝利亚同志采取措施揭露过去苏联国家安全部制造冤案陷害诚实的人们所犯下的罪行,以及消除由于破坏苏联法律所造成的后果,应注意到,这些措施的宗旨是巩固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法纪”。

自1953年4月中旬起,贝利亚开始纠正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在苏联于卫国战争前不久兼并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乌克兰西部,战争结束后的局势仍很紧张,对推行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进行的导致数以万计的公民遇害。虽然到斯大林去世时有组织的反对已大致被消灭,但贝利亚知道一些非俄罗斯民族的愤懑迟早还会爆发出来。

4月1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贝利亚推动下通过决议,宣布“明格列尔案”这桩战后民族问题头号大冤案纯粹出于捏造,所有受害者一概。随即,靠该案担任格鲁吉亚党中央的俄罗斯人姆格拉泽被撤职,由格鲁吉亚人米尔楚拉伐接任。

接着,贝利亚指示内务部调查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在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这是贝利亚所发动的一次最广泛的行动。他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了关于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党的各机关工作中存在的缺点的一系列报告。报告强调说,这里的国家安全机关试图借助于大规模的来“改善”政治状况。

根据内务部的报告,中央主席团通过了相应的决定。在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很快也采取了替换俄罗斯族最高领导人的措施,并且批判他们在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贝利亚还着手纠正强迫某些非俄罗斯民族集体迁徙的错误。

可以说,斯大林去世后短时间内民族政策的变化,就其速度之快和幅度之大而言,在苏联政策史上鲜有可比者。甚至贝利亚的头号对手赫鲁晓夫后来也承认,贝利亚在这一点上“碰巧是正确的”。

然而,6月12日中央主席团通过的关于白俄罗斯中央帕托利切夫由白俄罗斯族人齐米亚宁取代的决定没有来得及实现。显然,在民族政策“纠偏”方面,出现了新的转折。事情一直拖延到6月底贝利亚被逮捕。帕托利切夫留在了原来的职位上。

贝利亚带头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并且进而倡议禁止现领导成员效法个人崇拜,提倡建立、加强集体领导制度。

贝利亚是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第一个提出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领导人。主要是由于贝利亚的推动,3 月27日《真理报》以非常显著的方式,首次提出集体领导是党的主要原则之一,要求苏共全体干部具有与此相应的“现代意识”。近20天后,该报再次载调党和国家的所有重大问题皆须领导成员集体解决。与此相应,斯大林葬礼过后斯大林的名字在苏联报刊上出现得越来越少。

更为重要的是,贝利亚建议,禁止在节日中展示或在企业、机关及团体建筑物悬挂现领导人的画像,在队伍中禁止抬出现领导人的画像。5月9日,根据贝利亚的倡议,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在国家节日期间装点队伍和各企业、机关、组织的大楼”的决议。但是,主席团的成员们明白,这个措施是针对他们的。这自然使他们惊恐万分,并引起了他们对贝利亚的不满。毫不奇怪,在贝利亚被逮捕之后,中央主席团的这个决议被立即取消了。

贝利亚还过问苏联的国民经济问题。许多党务和经济工作的领导人都感受到沉重的财政负担,“造成了巨大损耗的工程”的严重困难。贝利亚建议:重新审议 1953年一系列工程项目的建设计划,压缩斯大林晚年已经开始的许多“建设工程”,这些工程吞食了财政预算中巨大数额的资金;腾出来的资金主要投入到农业中去,大力发展农业。

1953年的3月27日,贝利亚就向政府提交了该问题的详细报告。党的经济工作赞同贝利亚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提出的建议。中央主席团批准了贝利亚的建议。被停止建设的这些项目中,有运河、公路和铁路干线以及具有国防意义的企业。

在这个时期,贝利亚还关注苏联的对外政策问题,提出了改善同一些国家(主要是东德和南斯拉夫)的关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建议。

1953年夏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局势恶化:自1951年1月到4月期间,从东德向西柏林和西德迁移的大约有50万人;柏林和其他城市发生了群众性的抗议。这标志着东德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到1952年中期,东德领导人仍然坚持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方针。

在5月14日和5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东德问题时,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东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速度问题。贝利亚认为,在民主德国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但是,贝利亚起先提议的要旨是东德停止建设社会主义。他说,苏联“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德国,至于那里是不是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并无区别。”他还声称:如果德国统一起来,即使在资本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统一,对于苏联也足够了;统一的德国可以同美国在西欧的影响相抗衡。对此,莫洛托夫在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多数主席团成员的支持下坚决反对,坚持要在东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于是,贝利亚放弃了德国统一的主张。6月2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通过了决议《改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势的措施》,其主要精神为建议东德领导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强迫性政策”。这个文件是由贝利亚起草和签署的。

在斯大林晚年,斯大林等领导人批判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与北大西洋侵略集团勾结,背叛了社会主义;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很紧张。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主张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并秘密与南斯拉夫领导人联系,企图打开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僵局。

按照苏联30年代起就实行的一种做法,由内务部而非外交部来进行某些秘密的重大外交行动。贝利亚通过自己的秘密渠道商谈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后来在搜查他的办公室时,发现了一份他给南共联盟第三号领导人、南保安和情报部门首脑兰科维奇的一份便函。函件的内容为贝利亚委托持函者告诉兰科维奇并转告铁托:贝利亚及其朋友们认为必须根本改善苏南关系;如果兰科维奇和铁托同意这一观点,便可为此指定全权代表,在莫斯科或贝尔格莱德举行秘密会晤。

由于贝利亚的推动,苏联的反南运动随斯大林的去世戛然而止。随后,在苏联官方颁发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宣传口号中,几年来惯常的反南斯拉夫口号不见了,苏联报纸也不再登载反南斯拉夫的文章。1953年6 月,根据贝利亚的建议,苏联政府主动向南斯拉夫表示希望互换大使,恢复苏南决裂后即在事实上降格的大使级外交关系。

贝利亚是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于1938年调到莫斯科,任内务人民委员(后来称内务部长);1941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5年成为苏联元帅。他从1946年起为党的决策机构(原为政治局,后为主席团)的委员。斯大林逝世后他成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在党内排名第二。

贝利亚为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加强苏联的国防力量、为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巨大功勋。因此,他在斯大林时期获得了许多奖励,包括: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质奖章1枚,列宁勋章5枚,红旗勋章2枚,苏沃洛夫一级勋章1枚,等等。他时是苏联的大功臣。

斯大林逝世以后,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贝利亚做了大量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工作,包括:改革国家领导制度,建立对领导的监督机制;冤假错案,惩办冤案假案的制造者,恢复法制;改革国家保安体制,精简内务部机构;纠正民族政策错误,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改变经济建设方针,压缩基本建设项目;缓和德国的局势,改善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等等。贝利亚的重要主张,都得到了中央主席团的支持;他所采取的重大措施,都得到了中央主席团的批准。贝利亚是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开拓者,是对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的急先锋。

由于贝利亚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的行为对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人的权力地位造成了威胁,于是赫鲁晓夫玩弄阴谋诡计,策划组织政变,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逮捕了贝利亚。然后,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贝利亚的反对派,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给贝利亚强加了许多罪名。请看贝利亚的功绩是怎样被扣上“罪名”帽子的:

赫鲁晓夫等人把贝利亚改革国家领导制度、建立对领导的监督机制说成“把内务部机关凌驾于党之上”;把调查处理冤假错案、惩办冤案假案的制造者说成“进行恐怖活动反对忠于党和人民的政治活动家”;把反对个人崇拜说成“贬低斯大林的威信”;把纠正民族政策错误、改善民族关系说成“煽起民族纷争和破坏民族友谊 ”;把缓和东德的局势、处理东德国问题的意见说成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为外国资本家卖力”;把与南斯拉夫秘密联系以便改善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说成是与“外国间谍机关建立联系”、“背叛祖国”;等等。于是,贝利亚这个苏联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社会主义的功臣便成了“妄图夺取国家政权,推翻工农苏维埃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重建资本家的国家”的十恶不赦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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